大凡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一旦绷紧事态神经或者危机风险乍现， 标准普尔 、惠誉国际和 穆迪 投资(下称“三大评级”)都会立马跟进并祭出锋刀利刃。俄乌冲突爆发后，“三大评级”不约而同地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主权信用级别从投资级快速拉到了投机级；今年欧美部分 银行 爆雷后，“三大评级”更是火力全开，除将奄奄一息的硅谷 银行 信用级别打入最低档次外，更是将积极寻求重生的 第一共和银行 信用得分一撸到底至垃圾级，甚至充当“白衣骑士”的 瑞银集团 也痛失“稳定”的前景展望评级而跌落至“负面”窘境。公众的确从中领略到了“三大评级”只言定生死与弹指决高低的八面威风，但也由此生出了更多的不解与困惑，而且萦绕在“三大评级”头上的诸多疑团其实也一直没有散去。 为善还是作恶 对待评级对象，无论是一国主权信用评级，还是具体企业的主体评级，抑或是债券与股票等金融产品评级，顺周期出牌和事后放炮历来是“三大评级”的规定路线。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日标普与惠誉便将其主体评级下调至D级；欧债危机初期希腊首现违约，标普以 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将该国主权信用级别调低至垃圾级；如今，俄罗斯与乌克兰遭遇炮火煎熬，硅谷 银行 等欧美金融机构身陷经营破产困境，“三大评级”故伎重演。 的确，对处于危机或者险情中的评级对象给出低于前期的评级有助于面向市场形成明确的警示，进而可以阻止与屏蔽风险在更大范围的溢出与传染，但关键是，许多被视为问题的评级对象在危机显露前不仅没有被“三大评级”所发现，相反获得的评级还相当之高，而且危机前后评级差距格外之大。俄乌冲突爆发前后， 穆迪 和惠誉对乌克兰的主权信用评级竟然分别产生六个与七个档次的惊人之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如同雷曼在倒下前手中仍持有“2A”级别的通行证一样，硅谷银行破产前也戴着“三大评级”共同授予的投资级标签。 没有应守的克制与定力，丧失本有的冷静与中立，危机降临后翻脸比翻书还快，针对问题评级对象下手之狠，客观评级结果下拉之深，乃至前后对比出现非常明显的“悬崖效应”，足以显示出评级机构急于推责瞒过的心态，并且那种对隐性危机判识总是“慢半拍”、相反对显性风险跟放“马后炮”的行为，又不能不让人对评级机构的公信与能力产生质疑。而更重要的是，“三大评级”习惯于危机之后对问题评级对象揭疮疤，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最终其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不是在安抚市场，而是在加重焦虑；不是充当危机“减震器”，而是扮演经济衰退“鼓风机”。 七国集团(G7)委托金融稳定委员会所做的 研究报告 就评级机构在危机中的作用曾给出过这样的结论：“信用评级机构的不佳表现不但促进了动荡的形成，而且加快了动荡的演化”。就此，无论是基于“三大评级”当年齐声唱衰泰国和韩国，从而令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升级；还是反观“三大评级”昔日将雷曼无情拉低至破产级，从而令投资者集体恐慌与出逃且最终导致次贷危机轰然引爆；抑或是管窥后来“三大评级”打乱国际 货币基金 组织对“欧猪五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救助节奏，从而令欧债危机陷入泥潭，人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中看个明白。 为何大面积误判 国际评级机构集人才专业、信息和技术工具等优势于一体，理应具有超乎寻常的发现眼光、甄别能力与预测本领，尤其是在对评级对象的价值评判与风险识别上，更应该远胜于市场并拿出具有较强说服力且能够经得住检验的洞见与结论，至少其作出的权威性报告不会悖逆客观事实而出现变形和失真，自然也更不应在关键评级事项上马失前蹄，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符合逻辑的常态性要求，“三大评级”似乎也很难达到，其屡屡发生的重大误判不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美国加州 保险 公司曾一纸诉状将标普与 穆迪 双双推上了被告席位，理由是后者在 保险 公司Executive Life倒闭前给出了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并导致投资人遭受重大损失；无独有偶，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 基金 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而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力、 天然气 以及电信实体之一，安然公司破产前所涉及的系列财务欺诈丑闻竟然没有一桩被评级机构所揪出，相反公司获得了“三大评级”投资级别以上的信用等级；更令人瞠目的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三年时间中，标普竟然对85%的抵押贷款 证券 给出了3A评级，且同样类型同样级别的 证券 在惠誉与穆迪手上也分别高达83%和74%，而正是这些实际级别为垃圾级的抵押 证券 成了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将黄铜说成黄金的同时，也不乏将优品视为次品的情况。昔日 中国银行 业集群性谋求海外上市， 标准普尔 将当时的11家中国商业银行信用级别全部评定为“垃圾级”，而且振振有词地指出巨额坏账已经导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但20年过去了， 中国银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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