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0408,"date":"2023-07-15T01:44:52","date_gmt":"2023-07-14T17:44:52","guid":{"rendered":"http:\/\/www.gocpmall.com\/?p=50408"},"modified":"2023-07-15T01:44:52","modified_gmt":"2023-07-14T17:44:52","slug":"%e6%9d%8e%e7%a8%bb%e8%91%b5%ef%bc%9a%e6%91%92%e5%bc%83%e4%ba%ba%e5%8f%a3%e7%84%a6%e8%99%91-%e6%8f%90%e5%8d%87%e5%b9%b6%e5%88%a9%e7%94%a8%e5%a5%bd%e4%b8%ad%e5%9b%bd%e5%85%85%e6%b2%9b%e7%9a%84%e4%ba%ba","status":"publish","type":"post","link":"https:\/\/www.gocpmall.com\/?p=50408","title":{"rendered":"\u674e\u7a3b\u8475\uff1a\u6452\u5f03\u4eba\u53e3\u7126\u8651 \u63d0\u5347\u5e76\u5229\u7528\u597d\u4e2d\u56fd\u5145\u6c9b\u7684\u4eba\u529b\u8d44\u6e90 _ \u4e1c\u65b9\u8d22\u5bcc\u7f51"},"content":{"ren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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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见顶下降，是否会显著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6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教授李稻葵表示，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因素不是人口总量，而是能否提升并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 “根据我们的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间保持稳定，这得益于我国日益提升的健康水平和受 教育 水平。”他表示，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25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增长约15.4%。 在李稻葵看来，人力资源可以被认为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 教育 人口当量。 “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国民受 教育 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2021～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介于 3.8%～6.1%。”他表示，这一潜在增速，完全可以为我国实现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 我国人口总量拐点已到，老龄化进程加速。2022年全国人口比2021年年末减少85万人，自1962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4.9%，意味着中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 对于这一重大变化，当前社会舆论表现出极大焦虑，甚至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现出强烈的悲观预期。 目前学术界一个流行的观点是，随着人口总量见顶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总需求将不足，社会创新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出现显著下降。 但李稻葵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经济学界的这种焦虑由来已久，当前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人口问题有一系列误解，而出现这些误解是因为没有认真区分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的概念。 他进一步解释称，从经济增长的机制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即资本（Capital）、全要素生产率（Productivity）和劳动力（Labor）。 他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储蓄大国，保守计算，中国储蓄率为35%，位于世界前列。而高储蓄率则意味着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投资，甚至纠错。同时，在给定的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管理的改善、跨地区人员流动等提高生产效率。 在李稻葵看来，他对中国生产率提升是有信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每年我国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40%左右是学工科的，毕业后他们将投入到科技研发岗位。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他认为，经济学范畴内的劳动力并非单纯指人口，而是健康、活跃的人口总量。同时，还要考量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技能。 因此，李稻葵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人口总量和年轻人总量，而是愿意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活跃、健康、有技能的人口总量。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作为有效劳动供给的测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现状。 他进一步强调称，人力资源是指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知识技能，从而有能力在各行各业从事生产劳动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基本劳动技能的高低，而健康状况则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疾病会使得人们投入工作的时间和效率发生折损。因此，人力资源可以被认为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教育人口当量。 “根据我们的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间保持稳定，这得益于我国日益提升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李稻葵说，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25亿人，2050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增长约15.4%。 他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已经从人口大国迈向了人力资源大国。 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社会各界对当前的人口问题有所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摒弃人口焦虑。”李稻葵说。 他认为，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因素不是人口总量，而是能否提升并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 “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2021～205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介于3.8%～6.1%。分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平均增长潜力在2021～2030年为5.9%，2031～2040年为4.9%，2041～2050年为4.1%。”李稻葵说。 实际上，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担忧，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12年。当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口现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开始着手研究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打破人口焦虑，亟须在理论认识上正本清源，认识到人力资源总量而非人口总量才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因素。 “人口是一个长期变量，当前短期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人口负增长并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厉克奥博说。 研究团队通过研究大量文献还发现，既往的研究在测度人口质量方面没有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量化指标，比如只是简单地用人口×受教育年限来考量人口质量，普遍使用较为间接的代理变量，在厉克奥博看来，应构建一个更加科学的指标。 “所以，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源总量的指标，即把人口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构建成指数，再测算出人力资源总量及人口当量。这一指标，目前也得到人口学界广泛的认可。”厉克奥博告诉记者。 基于这样的理论，厉克奥博认为，在短期内，不要把人口问题都聚焦于生育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他认为，现在看来，我们并没有利用好人力资源，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 多方面发力释放我国未来增长潜力 面对新的人口形势，应该如何充分释放我国未来增长潜力？李稻葵认为，应从多方面发力，以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 第一，应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激发高龄人群的健康红利。 李稻葵表示，当前退休政策存在显著的公平和效率损失。采取一刀切的退休政策，不同学历背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适用统一的退休年龄标准，是较大的资源浪费，从劳动力市场整体的资源配置来看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他建议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设计公平合理、能够激励劳动者有意愿延迟退休的退休金发放规则，在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的前提下，鼓励从事知识经济等高技能领域工作的劳动者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同时也给体力劳动者更多的选择空间。 “弹性退休制度和 社保 制度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焦虑，充实劳动力市场，减轻我国的社保负担。”李稻葵说。 第二，应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 李稻葵表示，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由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向十二年义务教育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对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帮助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应推进全民教育，尤其是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 。对30岁以上的中青年、中老年群体进行包括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在内的再教育，对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边际提升尤其显著。我们应不断加强劳动力市场培训，促进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降低就业市场的摩擦。 第三，应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投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李稻葵建议，要健全疾病监测和防控体系，提高对传染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控能力，在医保方案设计、疾病防控等各项制度安排上，要充分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帮助老年人更充分地应对常见病，使他们更积极地步入新的人生阶段，更健康地投入到新的生产生活中去。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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